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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為《中國紀檢監察報》4月26日8版截圖 蘇學文，江蘇連云港市紀委監委派駐第六紀檢監察組組長。1993年畢業于中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。1982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。199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。著有長篇小說《血河》、短篇小說集《逝去的紅草地》《無處訴說》，長篇紀實文學《昨天的雷聲》等。其短篇小說曾獲第五、六屆全軍文藝新作品獎，并有電影評論和報告文學獲全國和全軍征文獎。 記者：從當年的軍旅生涯到現在從事紀檢監察工作，您一直保持著寫作的愛好和習慣，有著近四十年的創作歷程。這份歷程，總有一個緣起，請談一下當初觸動您的契機。 蘇學文：這個問題讓我想起了32年前長在北京西山上的那株桃樹和一段塵封的記憶。 1987年4月，北京軍區文化部和解放軍藝術學院聯合舉辦一期文學創作培訓班，那是清明節過后的一個上午，在北京西山腳下的營房里，陽光明媚地照耀著營區的大院，我和來自全軍的二十多名業余作者聚集一起，聆聽解放軍藝術學院老師的講課，沐浴著文學的溫暖。 第一課是由文學系冉淮舟老師給我們講孫犁的創作道路和藝術特色。冉淮舟老師曾幫助孫犁整理過文稿，編輯過孫犁的文集。他講孫犁可以說是得天獨厚。記得那天淮舟老師穿一身軍裝，布鞋，頭發已經染霜，慈眉善目、和藹可親。如果僅是這一點，也許不會讓我感到特別之處，讓我倍感親切的原因是孫犁，因為我也受到過孫犁的恩澤。如果追溯我的創作之初，可以說深受孫犁作品的影響，尤其是他的《荷花淀》一文，就是我初學寫作的范文。我不單是受孫犁作品的熏陶和浸染，更讓我終身感念的是，1981年底，我入伍到冀中的軍營，把短篇小說《鄉村軼事》寄給了孫犁先生。三個月后，在孫犁工作的天津日報《文藝》雙月刊上發表了。這是一個十七八歲新戰士的處女作，處女作的發表對于熱愛文學的我來說，那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鼓舞和激勵。后來，我又以部隊生活為素材，寫了一個短篇小說《白海棠》，經孫犁之手，也在天津日報《文藝》雙月刊上發表了。 冉淮舟老師不僅講了孫犁的創作歷程和藝術特色，還講了孫犁在戰爭年代與人民的血肉聯系。孫犁作為解放區的干部，他和解放區人民有著深厚的情誼，在民族危難時刻，他以人民為中心，用詩一般的語言寫出了人民群眾身上非凡的勇氣、堅強的信心和對安寧生活的渴望。正如鐵凝在紀念孫犁的文章中寫道：“我覺得，孫犁作為人民作家是當之無愧的，他情感深處從未對人民割舍過。” 淮舟老師是協助徐懷中主任創建軍藝文學系的教師。第一屆以莫言、李存葆為代表的學員剛從文學系畢業不久。對于部隊的業余作者來說，軍藝文學系可謂是文學的圣殿，文學系的老師似乎有點石成金的本領。1991年，我考入軍藝文學系時，從第一屆文學系畢業后留校任教的朱向前、黃獻國二位老師對我們說，文學系是一塊沃土，壯苗在這里能長成參天大樹，即使插根筷子都可以發芽。此話不虛，從文學系畢業的學員中，后來有的獲“諾獎”，有的獲“茅獎”，有的獲“魯獎”，至于其他獎項，不勝枚舉了。 聽了冉淮舟老師的課后，我也從他那里得到過具體的幫助和提攜。1988年淮舟老師在主編冀中文叢時，便讓我創作了一部冀中抗日戰爭中以地雷戰為題材的長篇紀實文學《昨天的雷聲》。再后來，在我出版第一個小說集的時候，冉淮舟老師又欣然為之作序。
記者：寫作“文無定法”，創作的文本和方法也不拘泥于形式。但是，無論寫作理念、手法怎樣千差萬別，必然要回答好為誰寫作的問題。 蘇學文：當時軍藝文學系朱向前老師講莫言，向前老師和莫言、李存葆是同學。向前老師以評論家和同學的雙重身份講莫言的創作，讓我們這些業余作者有醍醐灌頂的感覺。課間休息的時候，我們站在走廊里聊天，陽光很好，山里的空氣很清新。向前老師眺望著營院外的山巒，突然抬手向遠處一指，問大家那是什么？遠處是起伏的山脈，乍暖還寒的西山上還是光禿禿一片。仔細再看，在半山坡上有一株桃樹，孤獨地開著，卻非常燦爛。向前老師問，如果讓大家來描寫這棵樹，你們能寫多少字？這給了我們啟發。 一個作家必須要有好的感覺，還要有才情。當時，拉美文學的引入，給中國文壇帶來了震撼效果，它不僅誘導了專業作家群起效尤，而且給業余文學愛好者帶來很大的沖擊。個別以洋為榮的盲目效仿，以自我為中心極端私人化寫作，讓不少作家如遇到風浪的帆船，尋找不到寧靜的海灣。 文學創作方法很多，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。很榮幸，王愿堅老師給我們講革命現實主義文學。他曾到當年紅軍長征路上采訪，作品有短篇小說《黨費》《七根火柴》《親人》等。他的作品構思精巧，主題鮮明，富有故事性，把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，寫得真切感人。可是，在有些評論家的眼里，王愿堅的作品屬于“革命文學”。三十多年過去了，王愿堅關于創作方法的一句話，至今我還記憶猶新。“要想長、就把它截短；要想白，先把周圍涂抹黑。”這堅定著我們的創作理念。 到了九十年代，當時有的文學作品熱衷于所謂“為藝術而藝術”，只寫一己悲歡、杯水風波，脫離大眾、脫離現實。從軍藝文學系畢業后，我陸續創作了一些部隊題材的短篇小說，如《夜話》《扣子》《看山》《雪人》《虛光》《雪天》《雨天》等。在創作上雖然受到過“八面來風”的沖擊，但我的創作初心依舊，仍然從孫犁作品中汲取養分，所創作的小說都傳承著孫犁作品中那種豐實、細膩、復雜的民族精神和抒情性。孫犁作品之所以對我具有深遠的影響，就是他所具有的抒情性和人民性。 記者：用我們手中的筆記下波瀾壯闊的時代風貌，創作出正能量的文藝作品，可以說正逢其時。結合所從事的紀檢監察工作，您有什么創作體會？ 蘇學文：我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工作，由于角色轉換、工作繁忙原因，文學創作一度擱置下來。到了2016年，在參加省作協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后，我便開始構思創作反腐敗題材的長篇小說，到2018年夏天完成了30多萬字的書稿，書名為《人民的權力》，不久前發表在中國作家網上。 在創作中我深刻地體會到，今天的文學創作，需要作家具有投身社會生活激流的勇氣和激情，融入生活，表現人民在生活中的順境和逆境，以及愛和恨。在創作《人民的權力》時，我開始有些猶豫不決，反映當下這場沒有硝煙的反腐敗斗爭，是從正面直入主題，還是弱化背景從側面入手，避開“敏感”問題，去寫人物的性格和命運？作為身臨其境的作者，如果避重就輕，不能把當下的反腐敗斗爭的情景書寫出來，確實是一大憾事。文學作品不能輕視當下，更不能回避現實，真正有力量的創作，一定要腳踏實地才能擲地有聲。 一個作家只有站在時代的前沿，對歷史有充分的認知，對當下的生活有足夠的洞悉，對百姓生活感同身受，并善于對未來的社會走向和世態人心做出自我審視和判斷，寫出的作品才具有現實意義。于是，我決定采取非虛構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，以問題為導向，以具體事件為主線，將一個地區在十八大前后的政治生態和反腐敗斗爭歷程描繪出來，把紀檢監察干部的斗志和情懷書寫出來，把人民群眾的訴求和對美好生活的渴望表達出來。（本報記者劉同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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